她在嘉義的阿里山腳下長大，十八歲一心要走，二十五歲又回了家。在阮劇團演了十幾年戲，發現自己把劇團錯當成家，學會放手之後，她又慢慢地找回家的路⋯⋯
余品潔是那種戲剛排完、九點一到就把包包收好走人的演員。下午一點到晚上九點，她在排練場裡處理角色家裡的秘密；九點過後，她回家去過自己的人生。這條界線她畫得很用力，因為有很長一段時間，她分不清劇團和家，也分不清角色和自己。
這個秋天，她同時有兩齣戲連著演：《家族排列》與《樓上的好人》，兩齣都是家務事，都有一個死去的父親、一堆沒人說破的秘密，留給下一代收拾。寫訪綱的時候鬧了個職業生涯的大錯，理直氣壯地問她兩個戲都演大姐有什麼不同之處，結果錯了！《家族排列》她演的是二姐⋯⋯。一見面先下跪 ⋯⋯沒啦，就真心道歉，她率直地擺擺手不在意：「沒關係，大家都這樣以為。」
那個不回頭看阿里山的女孩
大家都覺得她個性像大姐，喜歡照顧人，也喜歡看別人因為她的照顧而安頓下來。她說，如果媽媽還在，她大概會走上「經典的大姐道路」：做賺錢的行業，孝順母親，時間到了結婚生子，然後理所當然地把一生走完。
她是八〇年代生的嘉義市小孩，在市內最大的空軍眷村長大。生活在阿里山腳下，天氣好時，抬頭就望得見層層疊疊的山。（她說看起來完全就像陳澄波畫裡的那樣美）可她年少時不怎麼看山，每天騎車出門就由東往西，進城上課、補習，回家時天已經黑了。山一直在背後，她卻很少回頭看，「我從來不知道、也不在意我的家鄉長怎麼樣。」因為她早在心裡想好，十八歲就要離開這裡。
余品潔的父親是安徽人，空軍，六十歲老來得子生下她；母親是本省人，年紀漸長還沒嫁。「爸爸想找個歸宿，媽媽也想找個歸宿。」兩個想要家的人結了婚，日子卻過得不太開心。母系那邊講台語，台語在她童年的記憶裡，全是大人吵架的聲音，於是她一路往爸爸的語言靠過去。後來父母相繼病逝，她人在台北念書，照理說，再也沒有回嘉義的理由了。
但心裡有個地方空空的。她不明白父親為什麼渡海而來，不明白兩個不快樂的人為什麼要結婚。很長一段時間，她拿劇場去填那些空白，跑進劇院看戲就是最大的安慰。到了二十五歲，她決定不逃了：「有些答案，我要回家才找得到。」當時的她這麼覺得，那知這只是剛開始。
回鄉做劇團，卻一直在找回家的路
因為都在台北藝術大學唸戲劇系，她與同鄉學長汪兆謙一起回到嘉義創立阮劇團，很自然地做起行政、執行製作，劇團那時「是一個很脆弱的 baby，隨時要送保溫箱」，她至今對預算仍敏感得不得了。直到2012年，她在側台看著台上的演員，腦子裡冒出一個念頭，她應該站在台上，在聚光燈下演出。於是她舉手說要當演員。
2016年演《馬克白》，遇上來台導戲的日本導演流山兒祥，對方像是打開了她的天靈蓋，做出導演要的東西的那一刻的成就感，是千金也換不來的。
演員當穩了，表演天靈蓋打通了，問題卻沒解決。同伴們陸續成家立業、離開，劇團越長越大，她永遠是留下來的那個。「我後來才發現，我把家跟團搞混了。」
讓她把兩件事切開的，是學習放手。她不是容易放手的人，犯過的錯不想別人再犯一次，就會想插手管事，後來她逼自己咬牙鬆手，原因是：「（萬一）余品潔死了，汪兆謙死了，阮劇團也應該要走下去。」
劇團並不是家，這個發現讓她很悲傷，因為接著就是下一個問題：那哪裡才是她的家？「很多訪問都說我們在家鄉做事。如果可以重新回答，我會說：我一直待在家裡，可是我一直在找怎麼回家。」這個核心問題，引了一陣討論，但暫時無法回答，於是暫時跳過。
自己過的好，才能承載角色
演戲對余品潔來說，曾經是一件很耗損、很沉重的事。從前她信奉「專心」兩個字，接了一齣戲，接下來三個月就得整個人泡在裡面，戲沒散場，人也不准上岸。
如今她把一天切成兩半，切得像切蛋糕一樣乾脆。早上出門前，她先讓自己進入「孤僻大叔」的狀態，下午一點走進排練場，跟所有人認真專注地做事；九點一到，包包一收，人就走了。「我的人生很重要，我必須把自己的人生過好，才有辦法承載別人的生命。」
轉折點在《嫁妝一牛車》。她演阿好，演著演著發現不對勁：那個角色跟她媽媽太像了，嗓門一樣大，講話一樣衝，簡直像照著她家寫的劇本。母女之間有太多難解的題目，母親又走得早，她索性把那些記憶封箱，貼上膠帶，推進心裡最裡面的櫃子，跟自己說，放著就好。
可阿好不肯只當一個苦命女人。「我發現生命有非常多維度，她有很悲傷、暗到不行的地方，但反過來，她是非常明亮燦爛的。」要演出一個立體的人，不能只挑痛的地方鑽進去哭，「那樣觀眾就不用來看了。」她在角色身上看見許多「不得不」，於是回頭再看母親，那些年的大嗓門和壞脾氣，忽然都有了來處。
「我發現我媽媽還蠻可愛的，笑到不行、開朗到不行，那我為什麼只記得她不好的地方？」她說，她對母親有了重新寫入的記憶。像一捲錄壞的卡帶，洗掉重錄，這一次錄進去的是母親的笑聲。
咬人的狗與雨天裡的窗戶
問她內心藏著什麼樣的角色，她說像一間地下室書店的老闆，客人稀稀落落，老闆坐在那裡安安靜靜看書，「而且是個孤僻大叔，手上的書可能換成漫畫。」再追問更深層的內心，她換了一個比喻：她像一隻狗，自己的圈圈裡只要出現陌生的味道，就想咬下去；可一旦進了她的信任圈，做錯什麼她都原諒。而這次同時排的兩齣戲角色都在試著走出原先被限定的圈圈，可也不是演完這兩個戲她就大悟有所改變，「也許十年後，我才會把那隻狗的形狀變小一點點。」
至於台語，這個現階段與最親密的語言，她給的關鍵字是鑰匙和雨天。演了這麼多年台語戲，那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一扇窗；而台語像雨水清洗了窗戶上的髒污。她看見當年那些大人的紛爭，背後其實來自很不容易的處境。「我以前很討厭雨天，現在欣賞雨天了，雨天可以把很多事情洗乾淨。」讓她把陳年舊事看得通透。
現階段的答案可能是掃地機器人
今年，她四十歲了，「才八個月而已啦」。以前壓力大就衝去買衣服、買機能包，四十歲之後，忽然整個轉換，開始買家電、整修廚房、學看股票，還有「掃地機器人很重要。」她哈哈哈地大笑，笑滿整個攝影棚的那種。
聊起寫《樓上的好人》原著的陳思宏，一個人跑到柏林，反而把故鄉永靖寫得那麼透。顯然每個人各有接近家的方式。她笑：「他出國了，我回家了。每個人的路不一樣。」最後她想起劇作家李屏瑤說過的一句話：有些問題是不需要回答的。她偏偏是很愛回答的人，很愛替別人的人生找解答。「我剛剛不是說，有些答案要回家找嗎？也許我下一件事情是……」
她沒說完。也許從回家到做劇團，到分開劇團與家，再到人生四十後的下一階段，就是不必要有確定結論，不是每個問題都需要答案，或是不需要把答案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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