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從六月的《蘑菇》丶到後來的《Reality No-Show：改編自真實故事》丶參與導演工作的影集式音樂劇《不親愛家人》第一集（EP.1）丶《前方有三岔路口》以及年底即將演出《服妖之鑑》——擔任具有變裝廦特質的男主角，感覺崔台鎬的創作能量在2025變強了？
「今年確實比較多（作品）。」他笑言，隨即又歸結為：「其實也不是刻意，就是剛好事情都聚在一起。」他承認自己是個偏向低調的人（可往往這樣的演員，內在其實都挺複雜的）。把他的演員生涯打開來看，會發現其中的節奏很一致──他不是接越多戲越快樂，而是接到「對的戲」才能引出他內在的火光。
早期與人力飛行劇團長期合作出演幾米音樂劇丶及其他大小不同的劇場作品、他說當時還年輕，仍在摸索什麼叫做「角色的重量」。後來，他陸續接觸新文本劇場、物件劇場，和幾部需要高度身體設計的作品。他說偶爾會給建議，但他不是意見特別多的人。「先做比較重要。先做，做到一半真的不對，再提出想法比較健康。」他不搶「說」的空間，他搶「做」的空間。
他把存在感留給作品。
到了近年台南人劇團的《仲夏夜汁夢》，他展現駕馭不同類型作品的能力，以獨特的風格擄獲不少觀眾注目。然而生命沒有給他得意的時間，反而給予他考驗，在經歷失落與悲傷的重擊之後，對於表演之路，他有了深切的轉化。
這次的訪問及述寫，想記錄的是他如何在傷痕、劇場、責任感與柔軟之間，跨過生命的一個階段，用他的表演，重新找到連結世界的方式。
《服妖之鑑》新角色的雙重困境：延續與重塑
崔台鎬目前正在排練的演出，是一齣極富爭議與挑戰的作品——《服妖之鑑》，劇作家簡莉穎的知名劇作。作品的核心概念源於古代「服妖」典故，意指男穿女服、女穿男服的現象，並藉此探討身體政治、性別認同與歷史壓迫。劇情以三世情緣為結構，連結了現代精神療養院、白色恐怖時期的特務袁凡生（具有女裝癖），以及明朝女子吳岑（喬裝男子）的故事。
他即將飾演袁凡生——身為特務，握有極度權力，卻同時帶有變裝癖。這是一個充滿權力和極度壓抑的角色。
這次的演出，對崔台鎬而言，是比他預期更大的挑戰。因為上一個版本，是由女性演員謝盈萱反串這位有變裝癖的男性特務。謝盈萱的演繹必須「先把『男人』的樣子成立，再從裡面長出『女性化』那一面。」而作為本來就是男性的崔台鎬，反而遇到了另一種困難：「我要延續上一版的精神，但不能照搬，不然會很奇怪。」
他認為，如果他照搬女性演法那種高張力來處理，會顯得「刻意、錯置」，因為這個角色的底色是特務的權力、控制與暴力。他希望以自身的男性身體，找到這個特務角色獨有的、合理的詮釋路徑。
而最大的挑戰，在於他對角色「女裝」行為的重新定義：「當我穿上女性服裝時，觀眾看到的不是角色的『原本』，而是他想成為的樣子、他的壓抑與渴望。」
在謝盈萱的版本中，「她的女裝是角色本質」；而到了崔台鎬這裡，則必須是「角色的欲望投射」。這份「投射」，指向的是一個擁有權力核心，卻被自己的性別與慾望困住的個體。這份內在的撕裂與外在的壓制，是他這次表演想要處理的重點。
對於如何捕捉這個身處白色恐怖的特務的「恐怖」，崔台鎬有自己的看法：「恐怖不是吼叫或暴力，而是『滲透』。」那種壓迫非常細緻，甚至是「安靜的日常寒意」。男主角凡生的恐懼高點，在於他因變裝被舉報，卻寧願被當作政治犯／共產黨間諜，也不願被看作是「變態」。
「那個心理結構，我覺得是整個表演的核心之一。」
🍄 命中注定面對的關卡：《蘑菇》
一個人對表演心態的轉變，往往與生命經歷的厚度成正比。崔台鎬坦言，步入「快奔四」的年紀，面對表演的心態有了明顯的變化。主要是近幾年身邊親友的離世，讓他被迫直面生命的脆弱與無常。而母親的離世，成為他「人生裡最大最大的傷」。
就在母親生病的前後，像注定好了的，崔台鎬正在準備演出《蘑菇》。劇作中，母子關係的糾結丶緊密的牽連與相互陪伴，都很剛巧地有著類似的主題衝擊著他。而排練過程中，母親的離開，讓這齣戲從巧合轉變為一場生命儀式。直到最後一場演出，他才真正理解作品中母親對孩子的分量。「我覺得宇宙、老天爺，或你要叫什麼都好──好像都在提醒我，要借這個作品再面對一次這個失去。」
他每天排練《蘑菇》，情緒都很滿。劇中「孩子要不要帶走媽媽」的抉擇段落，讓他「每天排都覺得胸口很痛」，因為他自身的照顧經驗、歉意和依賴都與角色重疊。
崔台鎬將那段「照顧」母親的日子，視為人生的另一個成長。他曾以為照顧是義務，但後來才發現：「照顧某個人，也讓我被照顧到某些角落。」他憶起母親在病中，時而像小朋友一樣需要你，下一秒又能像過去一樣罵你，那份巨大而真實的反差。正是透過《蘑菇》的排練，他得以慢慢將那些沉重的記憶鬆開。讓人覺得演出《蘑菇》，竟也像是他人生中的一場儀式。
領嚐過生命裡的痛與遺憾回到表演的路上，自有別樣的風景，他思考著自問自答：「很難描述（指表演上的體悟），但會突然發現：很多情緒不是用力演出來，而是生命推著你到那裡。」
那些從生命深處自然推湧出來的情緒，是技巧無法企及的。這是一種從「演」到「是」的質變。
創作者的成熟與挑剔
崔台鎬與許多導演的長期合作，磨練出他的合作哲學。對於提出意見，他的原則是：「先做。」「做到一半真的不對，再提出建議。這樣比較有效率，也不會讓導演覺得你只是想主導。」這份務實與尊重，體現了他作為創作者工作上協同能力的成熟。
對於表演原則，他抱持將演員當作「媒介」的立場，強調表演的目標絕不能被個人的「表現欲」所蓋過。「我一直提醒自己──表現欲不能蓋過作品要說的話。」其在處理歷史創傷、身份認同等議題時，演員必須小心。他認為觀眾不一定具備足夠的判斷能力，因此演員有責任讓傳遞的訊息清晰、正確。
正是這種對作品意義和社會責任的追求，讓他對接戲非常「挑剔」。「不是挑大角色，也不是挑好演，而是看『這齣戲到底要傳達什麼？』」他追求的是作品的意義，而非個人的光環。「如果我站在台上只是在展示我自己，那這個作品就毀掉了。」
一位成熟演員最迷人的樣子
這次訪問，共有十幾個錄音檔，最後的檔案只有一分多鐘，卻是最精華的部分。當被問及現在的表演帶給他最大的意義時，崔台鎬給出了動人的答案：「我現在覺得──表演是我跟世界和解的方式。」
「年輕時，表演是一種證明：證明你行、證明你有才華。但現在，這種競爭性與表現欲已經消退。表演成為了一個讓我『把生命打開』的地方。許多難以言說的情緒、傷痛、無能為力，都在作品裡被整理、被照亮、被理解。」
「而我站在台上，也像是再次確認：我還在、還能感覺、我還能跟人連結。」這讓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的階段：「現在的我比較柔軟，也比較不急著『做出什麼』。」「只要我在舞台上是真的，那就夠了。」
在失去、面對、柔軟、再站起來的過程中，崔台鎬讓自己長成另一種形狀，也讓舞台成為他與世界重新接觸的途徑。他正在試著往更深、更安靜、更亮的地方前進——那裡沒有喧囂，只有真正的「在場」。
而這，或許就是一位成熟演員最迷人的樣子。
